这其实是个有历史的话题了，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应该是七八年前了。上周听了一个关于中国官员晋升制度的讲座，之后又和几位老师和朋友交流了一下。这里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所知，所想简单记录一下。

唯GDP论在媒体上出现已经有很多年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我了解的官员激励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基本分为两个方向：分利和晋升（名字是我总结的，具体文献中用词可能不同）。

分利说基本的意思就是地方政府或官员从经济增长中直接得到好处。好处既可以是合法的如税费收入，也可能是灰色的如个人的股份。但获利本身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有动机发展经济，毕竟全世界腐败的地区有的是，但没有几个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中国的水平。因此用分利说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需要另一个前提条件：地方间存在竞争。在地方间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条件最好的地区。这种地方间招商引资的竞争约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改善了整体的经商环境。在地方政府和官员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同时他们又面临其他地区招商引资的竞争时，官员会有动力发展地方经济。

晋升说也叫政治锦标赛，形象的描述了地方官员互相竞争以求更高的经济增长数字。具体的，如果上级政府在考核地方官员时赋予经济增长很高的权重，那么官员为了晋升则会努力的发展地方经济。这个说法和大家日常的经验如“数字出官”相符，也广为媒体引用。但最近一些学者从事实和统计分析上挑战了这种说法。最根本的，如果晋升主要由GDP增长等客观指标决定，那么上级对下级的控制无疑收到了约束，这是和现实情况相矛盾的。陶然老师等人的这篇文章很详细的讨论了晋升说的种种不足。

分利说和晋升说都包含了一定的事实，都有助于解释中国过去的经济高增长。但在目前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这两个因素都弱化了。从审计署和媒体报导看地方官员不作为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现象了。在这个背景下，需要思考如何处理好官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地方官员不作为不能全归结于当下的各种政治运动。整体经济下行带来的投资回报率降低和地方财政收入紧张都使得地方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投资。但不论是为了短期内的经济刺激或者是长期的发展，重新定义官员在经济中的作用并提供适当的激励促使其完成任务，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大的方向上看，无非是两条：一是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二是给官员提供新的激励。

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简单的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减少各种行政审批，这也是国务院最近正在推行的。另一个就是把财政的支出用于减税，而不是投资。近来支持减税的似乎越来越多。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减税的效果存疑。政府花钱投基础设施，钱肯定会当期花出去。老白姓和企业通过减税省下的钱不太可能都会花出去，势必一部分会转为储蓄。因此减税的刺激作用是不如财政的投资的。这两者之间的取舍，我会在另外的文章里专门讨论。但减少行政审批有百利而无一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给官员提供新的激励不外乎经济和政治两种。这里只讨论经济激励，简单说就是涨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公务员加上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不包括医院和教育系统）有一千五百多万，年平均工资近五万，涨10%就是750亿。于之对比的数据是2014年中央加地方一般财政收入为14万亿，今年一到八月同口径财政收入增长5.2%，也就是一年财政收入增加7，000亿左右。这些数字决定了公务员涨工资对国家不是件容易事。作为激励，涨工资的幅度肯定不能太小，涨个百分之二三于事无补。如果想公务员涨工资又不想增加财政压力就只能减人。在减少行政审批的背景下，减人也是件自然的事情。本届政府上台后基本上每隔几周就会宣布又减了一批行政审批。加在一起，没有上千也至少有几百项了。管的事少了，没有道理人不对应减少。只减任务不减人，往轻了说导致人浮于事。按历史经验，更大的可能是过几天新的审批事项又冒出来了。

减少行政审批，在不影响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削减公务员队伍，用工资收入替代灰色收入。这三件都是好事情，而且互相补充。在官员不作为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个政策组合值得考虑。